我的父亲张立志，山东省莒县小店乡人，1919年出生。他1939年任抗日自卫队指导员，194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没有令人仰慕的赫赫战功，也不是令人向往的大官，他是成千上万名为了革命事业而置生死于度外的士兵中的一员。

年少时，父亲对我们很严厉，在家中轻易不表态，但说出来，就掷地有声。

1962年9月1日，我上学了。开学第一天，我斜背着书包，双手抱着一个小板凳，父亲推着自行车送我去学校，自行车的后座驮着写有我家住址和我名字的方凳。我第一次走进学校，又小又窄又旧的校门，泥路泥地凹凸不平，教室又小又暗，书桌是家里带来的，黑板是裂的，一写字就晃，厕所是南方农村那种前置竖板的，不小心就会掉下去。我以为所有的学校都是这样的，毫无介意。但我每天上学看到后院和周围院落的小朋友都往西走，唯独我一人孤单地逆着他们往东走，就想跟父亲说：要转学到西边小朋友们上的学校。但每次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不敢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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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的一天，父亲出差时，他单位的一位叔叔为我转入了西边的西湖小学。学校里，宽阔的校园、明亮的教室，木地板、铁桌椅、一面墙的大黑板，文体设施一一俱全。这时候我才慢慢知道，父亲带我上的学校，是旧庙附属房改的平民小学，西湖小学是干部子弟为主的学校。

严厉的父亲常常也是很慈爱的。小时候，我怕他，又想和他在一起。每天傍晚一到下班时间，我和妹妹们就会在院门口等着父亲回家，他出差，我们就掰着手指盼他回家。我们不知道也从没想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就知道他回来会给我们买来水果，会给我们钉鞋掌。除去雨鞋，我们姐妹穿的鞋都是山东老家寄来的手纳布底鞋。正是蹦蹦跳跳的年龄，这种鞋没几天就“穿帮露馅”。星期天，父亲会用自购的工具、自行车旧轮胎为我们钉鞋掌。每到这时，我们就围在旁边递剪刀、找钉子、拿榔头，不亦乐乎。这时我会向父亲告状，某某同学说，我的鞋“嘎土的”(杭州话很土之意)，难看死了；后院的某某讥笑我：你爸妈真小气，鞋都舍不得买……听了我的话，父亲放下手里的活，说：“他们不懂！这个鞋哪是能买得来的？你爸爸当年打鬼子的时候没鞋穿，大娘大婶们没日没夜地做军鞋，给八路军游击队穿，穿了这军鞋打游击，鬼子抓不到。现在鬼子打跑了，老家乡亲们给你们寄来鞋，让你们穿着她们做的鞋，不要忘本。”父亲的话，让我感觉自己赢了同学。

我家三姐妹，除了老大能穿新衣服，老二老三不是捡老大穿不了的穿，就是父母穿不了的让外婆改了给我们穿。我是穿着沂蒙老乡做的土鞋走进部队的，生活朴素的习惯，一直伴随到今天。

参军是我从小梦寐以求的理想。1970年底内部招兵，父亲不让我去，高中毕业，把我送回山东老家下乡。同学和老师得知我要去穷山沟，很惊讶。我们这届高中生是“文革”复课后的第一届，人数很少，即使下乡，也都在杭州郊区，与沂蒙山区比，条件好太多。把我从小带大的外婆知道后，更是伤心得泪流不止。其实父亲并不是铁石心肠，他太了解家乡的苦。

下乡的前一天晚上，父亲让我看了他的枪伤，这是战争年代留下的枪伤，我却是第一次知道。第二天要远离这个温暖的家，我心情很乱，就没有追问。让我纳闷的是，父亲叮嘱我让我平时要和老党员、“老妈妈”（老妈妈是山东家乡的方言，大妈之意）们多在一起。

第二天，父亲送我到火车站，火车启动离开站台时，我看到父亲把头别过去了。后来听我妈妈说，那一夜父亲翻来覆去没睡着，她是第一次看到我父亲流泪。

坐在北上的列车上，我心中的离情伴随着眼中的泪水，想起昨夜父亲送给我的1张泛黄照片和3张北海币。照片是父亲1944年11月莒县战役后在莒县县城南关照的，是他平生照的第一张照片。照片中共4人，有两人照完相后不久就牺牲了。北海币是抗战期间，我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发行的主币。发行北海币的北海银行就驻在父亲老家莒县桑园柏庄。父亲在异常艰苦中，把省下的3张北海币留存了下来，作为历史见证。这时又把它交给即将踏上人生之路的女儿，让她沿着他的来时路，去追寻他们那代人的理想信仰。

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莒县，全城一条土路，一间点着煤油灯的百货店，县政府院里的办公室是没有天花板的半茅屋。我落户的村子，是抗战时期父亲与他的战友一起开辟的游击区，不通水电，猪圈是厕所，吃的是难以下咽、又硬又黑的地瓜煎饼，睡的是高粱秸秆编的硌人的床。从江南鱼米之乡到陌生的穷乡僻壤，这个落差对我而言，太大太大了！

我哭着给父亲写信。父亲也不放心雏燕孤飞的我，专门请假来看我。他带我走村串巷熟悉环境，带我去看望抗战时的老模范、老党员、堡垒户。在山里坑坑洼洼的羊肠小道上，我气喘吁吁地跟着大步流星走在前面的父亲，看着他的背影，我心里很不满，老大远地来看我，应该带我到县领导那里去，到山沟里来看这看那，有什么用啊？坐在脏兮兮黑乎乎的老乡屋子里，我浑身不自在，可父亲就像见了亲爹娘似的拉呱拉个没完。父亲看出我的态度，耐心跟我讲，他负伤时是民兵和老百姓轮流抬着他连跑带走3个多小时送到军区医院，是老百姓救了他。当年没有老百姓的掩护，没有老百姓的支持，他怎么会有今天，又怎么会有我！

父亲走了，父亲和老百姓之间的真情实感触动了我，我不能给父亲丢脸，努力接近这些喊我“闺女”的大娘大爷们，跟着男劳力抗旱、抢收……乡亲们给我送来最精贵的小米、白面，还有自家树上的水果，他们跟我讲当年父亲打鬼子、除汉奸，讲当年父亲给乡亲们组织识字班、做军鞋、送军粮……慢慢地，我感受到了乡亲们的淳朴和善良。在他们的关爱下，我渡过了生活关、劳动关。我熟悉了故乡的山，那里有军民“反扫荡”、打游击足迹的印记；我看懂了故乡的水，水中荡漾着百姓送子送郎打日本的往事涟漪；我寻到了父辈们不怕牺牲、义无反顾的战斗精神；我理解了父亲对我的良苦用心。我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在父亲战斗过的地方入了党，两次出席全省先进模范代表大会，并实现了我的军营梦，从沂蒙山走进了军旅。之后，又实现了父亲的梦想，成为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2020年9月30日夜晚，我推着轮椅上的父亲，走在医院的桂花树下，皎洁的月光照在父亲苍老的脸庞上，看着父亲脖子上补了又补的衣领，回想着我和父亲的点点往事，想起我从家庭迈向社会的前夜，我问父亲，“还记得46年前我下乡的前夜，您给我的那张老照片和3张北海币吗？”父亲说：“当然记得。照片上的时维春和李尊宇牺牲了。那3张北海币可是宝贝呀，你别弄丢了。”说着，父亲又唱起他自己改编的歌：“我们在沂蒙山上……”我对父亲说：“您把太行山改成沂蒙山，什么是沂蒙精神啊？”他脱口而出：“艰苦奋斗！”

近年来，父亲的记忆力衰退得厉害，亲人的事情他总忘，但他没有忘记70多年前牺牲战友的名字，没有忘记沂蒙精神。父亲文化不高，但他用自己特殊的方式，为我们的人生把舵，用他爱的力量把一家三代聚齐在党旗下，成为党员之家。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参谋部某部退休干部）

（来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