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随县博爱特校性侵案调查

校长办公室的进门处就是一排黑色皮质沙发，据受害女生们称，刘爱业曾在这里侵犯她们。沙发紧贴的墙的另一边就是音乐教室。新京报记者李照摄

(资料图)

文丨新京报记者李照

编辑丨陈晓舒

校对丨李立军

那是一堵并不算厚实的墙。

墙的左边，是一间上百平方米的音乐教室，湖北省随县博爱特校的残障学生们曾在这里唱歌；墙的右边，是这所学校校长刘爱业的办公室。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长达四年的时间里，这位在网上颇有“善名”的校长，频繁将残障女孩们召唤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并锁上门。音乐教室里有学生听到墙那头女孩的哭喊。

根据一审刑事判决书，随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18年9月至2022年5月期间，被告人刘爱业多次在校长办公室及学生寝室抚摸、揉捏未成年学生陈思思（2004年X月X日出生，盲人）的胸部及乳房。2021年下半年，刘爱业在校长办公室抚摸未成年学生周晓若（女，2005年X月X日出生，智力残疾人）及张阳阳（女，2006年X月X日出生）的胸部。

2022年12月，随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刘爱业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禁止被告人刘爱业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

2023年5月22日，随县教育局行政审批科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经调查，博爱特校存在办学不规范的情况，已被吊销办学许可证。针对博爱特校学生的上学问题，上述负责人回应称，随县还有一所公办特殊教育学校——随县特校，满足入学条件的学生可以联系教育局转入就读。

“取证”

2022年5月17日早上， 17岁的陈思思戴上了一块新手表。那是一个小巧的手环式录音设备，在自幼视盲的陈思思眼里，只能勉强辨认出一团影影绰绰的黑色。

陈思思的堂哥陈均向新京报记者回忆，2022年五一小长假之后的某天，妹妹打来电话告诉自己，她被校长“摸了”。

电话那头，陈均非常震惊，他特意请了五天假赶回老家，并带回一只录音手表。

陈均决定报警，第一步是收集证据，他准备教陈思思用录音手表“取证”。在老家，兄妹二人反复测试录音手表的收声距离，“记住，校长怎么对你的，你要录下来。”

这所民办学校的大部分学生是长期住校，少数学生周末回家。在家过完周末后，陈均亲自把妹妹送回学校，“我就在外面蹲着，有任何情况立刻给我打电话。”他这样叮嘱。

陈思思告诉新京报记者，返校后的周一早上，自己来到校长刘爱业办公室索要生活用品。刘爱业的办公室很宽敞，进门处就是黑色皮质的会客沙发。办公室里来来往往还有其他人，刘爱业招呼她，“你先等等，我去车里拿个快递。”

在陈思思的记忆里，那是一个漫长又短暂的上午。她坐在沙发上，仔细摸着左手腕上的录音手表，反复熟悉录音键的位置。

“校长从外面抱回一大摞书籍，他在办公桌前一边拆快递，一边自言自语。”陈思思说，她对此习以为常，这所特殊教育学校长期接受社会捐赠，几乎每天都会收到爱心人士寄来的各种物资。

3月19日，新京报记者走访博爱特校，校长办公室已被搬空，只剩下一摞捐赠牌，新京报记者粗略计算这些捐赠牌金额总数近百万。新京报记者李照摄

陈思思告诉新京报记者，等刘爱业忙完这一切，办公室里只剩下了他们两人。刘爱业关上门，把她从沙发处拉到办公桌前，他的手从陈思思衣服下摆里伸进去抓她的胸。情急之下，陈思思按开了录音手表的录制键。

等陈思思从刘爱业的办公室出来后，正是上课时间，她没有回教室，而是径直冲进厕所给堂哥陈均打电话。陈均说自己反复叮嘱妹妹“找个阴凉的地方呆着，千万不要紧张出汗，你的身上一定有他的指纹。”

五月中旬，日头正盛，陈思思害怕自己流汗毁掉了“证据”，逃回了与校长办公室仅一墙之隔的音乐教室。堂哥在电话里告诉她自己大约会在三四十分钟后赶到学校。

一二十分钟后，陈均来到学校，他带陈思思来到宿舍，反锁上门，询问当天情况。陈均还带来了笔记本电脑，他将录音手表连上电脑，试图播放录音“证据”——然而，他发现陈思思操作失误，录音内容只有14秒。在这个录音文件里，除了窸窸窣窣的杂音，没有任何有效信息。

在宿舍里，陈均报了警，宿舍外的刘爱业对这一切尚不知情，陈均提出要带妹妹离开，他记得刘爱业不太情愿并试图阻拦。

当天傍晚，警方带陈思思去做了身体检查。根据刑事判决书内容显示，经随州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送检的“陈思思胸罩”左侧内面布料中检出混合基因型，包含刘爱业、陈思思的DNA分型——这一证据坐实了刘爱业的猥亵事实。

“刘爸爸”与博爱特校

陈思思自幼患先天性眼疾，三岁那年母亲去世。2007年，堂哥陈均了解到随县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可以招收像陈思思这样的孩子免费入学。

在网上，这所名叫“随县博爱特殊教育学校”口碑颇佳。校长刘爱业的事迹曾多次被主流媒体宣传报道过，那些故事塑造了一位极具爱心的慈善人士形象。

媒体曾经报道，2003年，刘爱业创办过一所技工学校，在随县唐县镇招生的时候，一位母亲拉着他去看家里的残障儿子，向他哭诉孩子未来该怎么办。有文章写道，“刘爱业深受触动，他发现随县无法上学的残障孩子不在少数，萌生了创办一所招收残疾人的学校的想法。”

企查查信息显示，随县博爱特殊教育学校成立于2013年，开办资金10万元，刘爱业是唯一的法定代表人。学校登记管理机关是随县民政局，业务主管单位是随县教育局，经营的业务范围是肢残、轻度智障青少年教育及康复训练。

在媒体报道中，建校之初，刘爱业还没有获得政策支持。他自掏腰包办学，到2014年的时候，200多万积蓄见了底，他身上常年没有1000元，靠副业补贴，一家人在学校附近流转了100多亩土地，种过香菇、土豆、灵芝等，被称为“为500个残疾孩子遮风挡雨的‘刘爸爸’”。

视频里的刘爱业形象慈祥随和，他为残疾孩子上课，给他们发放糖果，始终笑眯眯地和学生打成一片。这些都让陈均相信，把妹妹送到这所学校让全家人放心。

随县博爱特校的大门。新京报记者李照摄

在普通小学读完五年级，陈思思转入随县博爱特校。这个坐落在安居镇徐家嘴村的校园原是由村办小学改建而成，学校面积不大，有110个学生，下至六七岁孩子，上至三十多岁成年人。他们残疾程度不一，相当一部分存在智力障碍。

不像其他特校按照学制划分班级，博爱特校只根据学生的情况划分兴趣班，年纪很小或者智力水平很低的孩子上“文化班”，学习简单的算术、识字和生活自理技能；年纪大一点的孩子、肢体残疾、视力残疾或者轻度智力障碍的孩子上“音乐班”，学习唱歌和乐器，偶尔还会开设“舞蹈班”。

在很多学生家长看来，与其说这是一所学校，不如说更像一个残疾人托管机构。年纪大一点、智力情况稍好的孩子负责指定照顾几个年纪小、智力情况更差的孩子，被照顾的孩子家长会适当给大孩子一点“照看费”，一天10元钱。多位学生和家长都提到过，对于“不受控制”的小孩，老师就用绳子一头拴住他们的手腕，另一头则由大孩子牵着。

陈思思带过三个小孩，巧巧是其中之一。巧巧比陈思思小七八岁，个头瘦小，她不怎么说话，常常一个人呆着玩陈思思的手机。“她（巧巧）其实很聪明，就是特别嫌人（招人嫌）。”陈思思说，她去哪里都带着巧巧，表面上看是她在照顾巧巧，但实际上巧巧是她的眼睛。

入学后，陈思思发现，学校并不像宣传的那样美好。食堂一年到头难见荤腥，“白菜、包菜、豆腐、土豆里能搞点肉就不错了，从开学吃到放假。”陈思思说。

最令她无法忍受的是学校有老师使用暴力。陈思思说，因为巧巧“嫌人”的性格，她多次挨打，打人者是学校一名文化老师，“打起人来特别狠。”学校里另一位女孩也告诉新京报记者，每次洗澡的时候，巧巧身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碰一下就喊疼。”

林阿月曾在博爱特校当过两年的生活老师，她向新京报记者介绍说，博爱特校的老师都是本地人，流动性很大。部分任课老师有幼师的背景，而生活老师则基本都是附近的村民和陪读的学生家长。上述被指打人的老师，原是学校的门卫，2019年突然成为了教孩子生活自理和算数的文化老师。

“我这还有一点点印子。”林阿月向新京报记者展示她手腕上隐隐约约的疤。有一次，上述被指打人的老师举着“条子”（细木条）追着一个孩子打，从楼上打到楼下，林阿月不忍心，伸出手去护，“条子”落在林阿月的手腕上留下印子。

不止一个受害者

兄妹俩决定报警后，陈均建议陈思思问问学校里其他女生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遭遇。陈思思才想起，周晓若也是被校长单独叫去过办公室的女孩。

她意识到，自己可能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周晓若比陈思思小一岁，个子高挑，内向沉默。她的父亲早年去世，母亲有智力障碍改嫁，监护人是在随州工作的伯父伯母，周晓若和奶奶住在农村。

大部分时候，周晓若看起来和其他孩子没有什么区别，但如果跟她说话，她会看着对方的眼睛露出迟疑的神态——周晓若有智力障碍，7岁那年就办理了残疾证，当时的残疾等级是三级，今年换证，她的情况似乎更严重了，变成了二级。

陈思思告诉新京报记者，自己在报警前的一天，曾经悄悄把周晓若拉在一边问她，“你有没有被校长摸过？”周晓若点点头。

3月19日，新京报记者走访博爱特校，校园被租给了一家工厂，尚未施工，原来的女生宿舍已被夷为平地。新京报记者李照摄

周晓若告诉新京报记者，她还在校长办公室撞见过其他女孩——同样有智力残疾的张阳阳。张阳阳出生于2006年，她的情况比周晓若更糟糕，口齿不清，很少有人能听懂她在说什么。

周晓若说，有一次下雨天，周晓若想叫张阳阳收衣服，她想起张阳阳被校长叫进办公室，周晓若径直推开办公室的门，看到了坐在刘爱业怀里的张阳阳，刘爱业正在揉她的胸。

陈思思做笔录时告知了警方周晓若的情况，而周晓若做笔录时又提到了张阳阳，就这样，一个接一个的受害人浮出水面。

周晓若做两次笔录时，作为监护人的蒋红并不知情，直到案件进入检察院，她才得到通知。她对这所学校也甚少了解，只有一次，蒋红去学校给周晓若送饭，她印象不太好，“学校里乱糟糟的。”

蒋红感觉到，周晓若的胆子更小了，她常常把自己藏在门背后，走路的步子越来越迟疑，对周围环境的任何一点异动都很惊恐。

难以说出口的“强奸”

2022年5月17日中午，在陈均报警后，随县公安局警察赶到了学校。陈均说，准备离开学校时，一位警察问陈思思，他（刘爱业）有没有强奸你？陈思思突然哭了，然后点头，这是她第一次说出自己被强奸。

在陈思思的叙述里，2018年9月，距离自己年满14岁还差1个月的时候，她经历了更可怕的噩梦：那是一次课堂上，刘爱业把她叫进了校长办公室。陈思思进门后，刘爱业关上了门开始摸她的胸，陈思思告诉新京报记者，自己的脑海里像过电一般，瞬间空白。

几天之后，陈思思第二次被刘爱业叫进办公室。陈思思说，这一次，刘爱业不只摸她胸，还脱去了她的裤子。在笔录里，陈思思多次提到了“强奸”的经历。第二次做笔录是由堂嫂陪同她一起去的，“那次做笔录的时间非常长，有几个小时，问得非常细。”陈思思的堂嫂回忆，当时陈思思的情绪很激动，或者说是愤怒，她描述了刘爱业如何掰开她的双腿侵犯了她。

事后三年，陈思思不记得自己被刘爱业叫进办公室多少次。有时候陈思思拒绝进入那扇门，她站在校长办公室门口，“我说你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但校长就会让巧巧把我拉进去”。在笔录和她向新京报记者的讲述里，刘爱业对她侵犯的场所包括女生宿舍和刘爱业的私家车。

陈思思说，刘爱业会把车停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做那种事”，她从头顶上疾驰的火车轰鸣声判断大致的方位，“那应该是一个类似高架桥洞下的地方。”

博爱特校的很多人都见过陈思思被刘爱业留在办公室的情况，也知道刘爱业经常开车带陈思思出去，但是没人知道紧闭的大门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校长办公室与音乐教室仅一墙之隔。新京报记者李照摄

去年疫情期间，安居镇徐家嘴村村委会负责给学校的孩子们做核酸，村委会防疫工作人员经常出入校园，一位村干部见过有女孩被刘爱业单独叫进办公室，“我当时就觉得可能会出事。”这位村干部事后这样对新京报记者说。

林阿月告诉新京报记者，她知道陈思思和巧巧常被刘爱业开车载出校园，也看到过陈思思被叫入办公室，但她没注意过陈思思到底在办公室呆了多久。还有一次，她的确在校园里看见了刘爱业摸陈思思的屁股。

陈思思从未向任何人说起自己的遭遇。有一次一位梅姓老师和她发生矛盾要找刘爱业评理，陈思思情绪失控，冲这位老师大喊，“你知道校长对我做了什么吗？”她始终没有把“强奸”两字说出口，只模糊提到自己“被摸”。这位女老师听完告诉她，“以后校长再叫你去办公室，我跟你一起。”

陈思思对这句话感念了很久，尽管梅老师并不能保证每天都在学校护着她，但确实陪她进过几次校长办公室，刘爱业没有轻举妄动。2020年，梅老师离开了学校。

寻找证据

在做笔录时，陈思思想起，巧巧用她的手机也许拍到过什么。

在陈思思的叙述中，刘爱业做“那种事”并不会避开巧巧，巧巧就站在一边旁若无人地玩陈思思的手机。有一次，陈思思听到巧巧的手机里传出她和刘爱业在办公室的声音，她判断巧巧可能用她的手机拍下了现场的视频。

回到宿舍后，陈思思试图将视频发给包括堂哥在内的人，但由于视盲，她的操作没有成功。陈思思说，第二天一早，刘爱业找到她们，抢过了手机，“删掉了视频。”

在做第二次笔录时，陈思思递交了这个手机作为证物，希望被删掉的信息能恢复。做完笔录次日，堂哥陈均又提交了陈思思的另外一个手机。但直到案件结束，他们只拿回了陈均提交的那一个手机。

随县公安局一名办案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们的确收到了两个手机，其中一个手机交上来就是坏的无法开机，他们对另一个手机的信息进行了复原，但没有找到与案件有关的内容。当记者询问是否只归还了一个复原后的手机，该办案人员回应“那就不清楚了，应该都给了。”

巧巧也没有办法作为人证。2022年3月，巧巧在老家的一个堰塘意外溺水身亡。据巧巧老家的村书记说，巧巧的父亲是聋哑人，在一家电动车店打工，她的母亲早亡，巧巧和爷爷相依为命。村书记说，巧巧有多动症，家人外出得把她锁在家里，那天爷爷没有锁门，巧巧跑出去玩直到晚饭时间还不见踪影，村里人帮着找，发现了巧巧的遗体。巧巧的爷爷也在去年底去世。

陈均告诉新京报记者，报警后，警方有带陈思思去做过妇科检查，显示阴道瓣有裂伤，但由于报警当天并没有发生强奸行为，没能从阴道里提取到刘爱业的DNA。

蒋红也问过周晓若，除了摸你，校长还有没有对你做过其他事情？周晓若难以描述具体的行为，蒋红从她断断续续的叙述中得知，刘爱业压着她，脱了她的裤子，她哭喊着试图反抗，被刘爱业扇了耳光。

这个细节在其他学生那里得到了印证。37岁患有智力障碍的学生曾志告诉新京报记者，他在隔壁音乐教室上课的时候，听到过校长办公室传来周晓若的哭喊声。等周晓若走出办公室，他看见了她脸上红红的巴掌印。和所有人一样，曾志也不知道墙的另一边到底发生了什么。

据周晓若的伯母称，周晓若的第一次笔录是她单独做的，第二次做笔录则是由村委会分管妇联工作的女干部陪同一起去做的。

这位女干部告诉新京报记者，当时她陪同周晓若去做的笔录，办案人员主要是询问了周晓若的基本情况，比如残疾情况、家庭住址，在哪里读书，还问了一些关于陈思思的事情，整个笔录的时间非常短，做完笔录后，她就笔录材料向周晓若读了一遍，确认无误后签字。

“我陪着去的那次肯定没有问她本人（周晓若）有没有被强奸。”这位女干部非常肯定地说，“如果问了，我会引起警觉，会跟她奶奶说。”

但周晓若的援助律师说，卷宗显示，办案人员询问过周晓若有无被强奸，周晓若的回答是“没有。”

据周晓若的律师称，蹊跷的是，不同时间完成的两份笔录竟然“完全一模一样”，她在庭上提出了这个疑点，周晓若在笔录里到底说了些什么？

“她连‘强奸’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周晓若的伯母蒋红对笔录中否认强奸的回答并不认可。直到案件进入检察院，作为监护人的她和丈夫才得知周晓若出了事。

事发后，蒋红试图带周晓若去做妇科检查，被多家医院拒绝。一位妇产科医生向新京报解释，类似检查的确需要由公安机关陪同才能进行，并且“所谓的处女膜完整与否并不与性行为有直接必然关系，也无法用于证明是否被强奸。”

事发后，音乐教室和校长办公室间隔的这堵墙不知道被谁凿开了一个洞。新京报记者李照摄

智障人员“作证能力”争议

根据一审刑事判决书，法院认为，根据在案证据无法证实被告人刘爱业存在强奸的事实，故对二委托代理人提出的应当以强奸罪、强制猥亵罪数罪并罚的意见不予采纳。关于陈思思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属于在“公共场所”当众犯罪，经查，被告人刘爱业曾在其办公室内、学生宿舍内实施猥亵行为，但其在学生寝室内实施猥亵行为时无证据证实当时有其他人在场，故其犯罪行为不应当被认定“公共场所当众”实施，委托诉讼代理人的相关意见，法院不予采纳。

法院判决，一、被告人刘爱业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22年5月18日起至2025年11月17日止）；二、禁止被告人刘爱业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

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孝权认为，涉及刑事被害人为未成年人和/或智力残疾人员，其陈述效力，肯定不能单独作为定案根据使用，需要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刑事被害人为未成年人和/或智力残疾人员，其陈述，如果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至于如何判断相适应，有赖于全案审查。

吕孝权表示，刑事诉讼的几个原则，比如无罪推定、罪刑法定等等，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人，重证据轻口供，可能会跟社会公众的认知有一些偏差。比如本案中，如果办案机关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刘某有强奸意图并已经着手实施强奸行为，强奸罪就不能认定，只能定强制猥亵罪（如果被害人不满14周岁，定猥亵儿童罪），疑罪从无。

“不仅是强奸和猥亵犯罪，被害人为智障人士的其他刑事案件中，都涉及到被害人对受害过程的描述不如健全人完整、清晰的情形。”四川鼎尺律师事务所律师万淼焱告诉新京报记者，这涉及到表达能力有限的被害人“作证能力”的问题，虽然是刑事侦查中的难点，但只要办案人员以耐心和善意去倾听，并非不能详细了解和记录。

“盲生陈思思多次陈述刘爱业对她有过强奸行为，且第一次遭受强奸时还差一个月才满14周岁。陈思思虽然视障，但不会影响到她对受害过程的描述能力。”万淼焱说。

万淼焱解释说，根据最高检指导案例例检第42号案，明确了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证据的审查，要根据未成年被害人的身心特点，按照有别于成年被害人的标准予以判断。根据经验和常识，对性侵未成年被害人的陈述合乎情理、逻辑的，且对细节的描述符合其认知和表达能力，并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而被告人的辩解没有证据支持的，应当采纳未成年被害人的陈述，并以陈述为寄出构建全案证据体系。

2023年5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共十六条，包括明确奸淫幼女适用较重从重处罚幅度的情形；明确强奸未成年女性和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认定标准；明确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加重处罚情节；明确猥亵儿童罪加重处罚情节；明确一些特殊情形的法律适用标准；对强奸、猥亵未成年人案件中支持被害人医疗费的范围予以明确。

学校关门

2022年5月18日，刘爱业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4日被逮捕。刘爱业被捕后没多久，学校以放暑假的名义解散了一百多个学生。由于走得匆忙，陈思思甚至没能回学校拿回她自费购买的乐器。

2023年3月下旬，新京报记者走访了多个博爱特校学生的家庭，在学校关门后，大多数学生没有去处，终日待在家里。

张阳阳几乎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卧室里看电视。她的家是一间破败的平房，屋子里光线暗淡，也许因为长期不出门，张阳阳的皮肤异常白皙，似乎是畏光，她总是习惯性地用手挡住脸。

张阳阳和奶奶生活在一起，但年迈的奶奶并不知道孙女经历过什么。张阳阳母亲很早因为难产去世，她的父亲在外地，对这件事了解不多，他不再打算深究。张家未出席开庭，甚至没有委托代理律师，也没有收到刑事判决书。

最初一段时间里，陈思思总是做噩梦，她每天在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偶尔给以前的同学和老师打电话聊天，让日子不那么难熬。

曾经，博爱特校是这些残疾家庭的托底选择。学校对外号称费用全免，尽管一些年纪稍大的学生偶尔会被要求交500元、600元的费用，但家长们没有太多怨言，“至少娃子有个地方能接纳他们。”但现在，这个防坠网似乎消失了。

37岁的曾志在博爱特校呆了近十年，现在他和同样患有智力残疾的弟弟跟着吃低保的母亲住在一起。在曾志很小的时候，父母离了婚，父亲退休后长居外地。母亲一边抹眼泪，一边叹息两个儿子的未来不明。她希望给曾志找个扫大街的工作，最后不了了之。

事发后的一年里，陈思思接到过陌生号码的短信辱骂她，对方指责陈思思污蔑刘爱业，“要站出（来）解救校长，（让他）继续办校，一个残疾娃子拖累一个家庭，一百多号娃子，一百多个家庭。”

事发后，陈思思收到不具名短信，称要解救刘爱业，让他继续办学。新京报记者李照摄

陈思思再也没有去过学校。校园被转租给了一家工厂，还没来得及正式装修。曾经的女生宿舍被夷为平地，校园里遍地瓦砾、杂草丛生。

而在企查查、天眼查的公开信息中，这所学校还处于“正常”的登记状态，尽管早在2019年6月30日，登记证书的有效期已经到期。